酒店老板是个有点神经质的老头，他盯着那六间房子，眼都绿了。

这哪是酒店啊，这是六个预备上膛的老虎，等着抓一只下酒菜。我手里那个镜头架子，他根本看不见，他只想看窗帘拉开的瞬间。 我们刚洗完澡，热气腾腾的桑拿房正冒着烟，老板突然把手搭在我肩上，仿佛连空气都是他家的。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突然摘下眼镜，用那双浑浊的眼看着我，声音干涩得像在嚼砂纸：“你是哪位？鬼吗？

如何一直盯着这里看？” 我嘿嘿一笑，手里的镜头在他面前晃了晃：“老板，您是认定我在看您，还是认定您在看我？实际上两样都有。” 他愣了三秒钟，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，那笑声把浴室里的水都震得哗哗响。他一把抓过我的外套，差点把我拽进怀里：“省省吧你，我都闻见了，你身上那股子……嗯，像兴奋剂一样的味道。

是不是又去了啥鬼地方？” 实际上他也没彻底闻出来，但他就是喜爱被念叨。

这种神经质大约源于他穷得走投无路，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，而刀刃就是这六间房子里的每一个像素。他不敢用更贵的设备，怕砸了房子赔了夫人又折兵；他不敢雇专业导演，怕画面上窜出个不懂事的年轻人把戏弄。

故此，这六个被整成“泰迪熊”的房子，成了他对抗世界唯一的武器。 拍摄过程就像是一场失控的狂欢。我们得了三张免费电影票，那是老板用他所有的积蓄买来的。他让我们去排练，去磨戏，还让我们模仿各种怪的动作：像不像一只被抽了筋的企鹅？像不像个试图跳过墙头的跳蚤？ 有一次，老板非要让我们演一场“在电梯里抓老鼠”。

那场面简直就是灾难现场。电梯那是确实电梯，连个按钮都没有，只有几根生锈的立柱。我们爬进去，对着空荡荡的井底大喊大叫，老板站在外面，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，仿佛在等待某种奇迹形成。 “老鼠呢？”他问，声音都变了调。 “老鼠？我这就给您放个电影！您等着！”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然后启动那个能录下声音的滤镜。镜头里，那空荡荡的电梯井里，竟然突然浮现出一团不清楚的黑影，还伴随着一阵低沉的嗡嗡声。老板的脸瞬间煞白，死死盯着屏幕，手里还在不住地挥舞着。 “那是……那是老鼠？”他指着屏幕，语无伦次，“不，不可能，这地方忒通风了，哪有老鼠？” 实际上我早就想好了。

这电影是老板自己拍的，他把自己蒙得像个粽子，然后拿着一个破旧的手机，对着镜头大喊：“你们看看这里！

这里……这里确实有老鼠！” 观众自然信了。出于这是电影，是精灵旅社，是用老板的一双双眼拍出来的。

这六间房，不只是是房子，它们是老板爱屋及乌的幻觉，是他想要抓住的、却又抓不住的幻影。每一秒的闪烁，每一帧的定格，都在让他确认：嘿，你还在乎啊。 后来，我们确实拍了一部电影，别看画质挺渣，声音也挺噪，但里面的主角确实就是老板。他穿着那件破夹克，站在镜子前，对着镜子里的人念叨：“嘿，你看那个鬼影，它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？” 镜子里的人动了，老板的酒立马醒了。他对着镜头露出那副标志性的、充满迷茫又带着点疯狂的微笑，仿佛在说：“这就是我啊，这就是我啊。” 那一刻，我认定自己像个逃课的叛逆学生，而老板则像个被误读的神经病，我们俩在镜头前进行了某种无声的对话。他骂我借宿，我骂他抠门，结局镜头把这一场骂骂咧咧拍成了“苦情片”。 镜头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终于定格在了一个没有人的房间里。老板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个手电筒，对着漆黑的房间喊：“你看，你看！

这里就是家！” 房间里啥都没有，只有灯亮着。他转过头，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：“你知道吗？实际上没人住。只是我骗自己，认定有人陪着我。” 我笑了笑，把镜头收进行囊：“老板，实际上也没人看到您呢。

这电影，就是您自己演的。” 他挠了挠头，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：“你……你懂啥呀。

这房子是我建的，这电影是我拍的，我是这六间房的主人，我是这故事的主角！别怕，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有啥能把我吓跑！” 他走下楼梯，背影在走廊里拖得长长的，像只断了腿的老虎，拖拽着自己的影子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认定，这六个泰迪熊房子，或许确实比想象中有趣得多。它们不只是是电影道具，它们是老板用迟钝和执着堆砌起来的堡垒，是他对抗虚无的唯一方式。 而我，只是一个拿着镜头的旁观者，有幸见证了一场关于“家”与“孤独”的荒诞喜剧。

看着那盏灯慢慢熄灭，我心想：嘿，老板，您明天该搬家了，毕竟，这地方……仿佛不忒适合您居住呢。 故事讲完了，镜头也收好了。但我总认定，有些东西没讲完。

或许明天，还会有新的镜头角度的展开；或许老板还会持续他的独角戏，直到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一只只会叫的熊。而我会一直站在他身后，拿着这个破旧的镜头，一辈子，一辈子地，记录着这只熊唯一的生命现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