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 年代，那个年代的空气里没得说，全是机油味、烟草味，还有那种酸爽得能拧出泪水的青春荷尔蒙。

那时候，日子仿佛就挂在墙上的日历上，一等年就是三年。我出生在那个年代，也就是在七零头，那时候的我们，脑袋里装着的全是“生活就要过”这三个字。 那时候，下班路上得走六个小时才到公司，路上只能哼着唱满山红，要么干脆赖在路边的大排档里，哪怕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找点酒吃。

那时候的人，不懂啥叫“精打细算”，总认定多花点钱买个新表、买双新鞋，那叫“地位”；后来才知道，人家可能是想冲个信用卡，实际上是想炫耀啥。

那时候的恋爱，就是借位照修图，然后找个理由说“你是我的唯一”，结局往往是侣生半，要么更糟，连共同语言都没有，见面就各玩各的手机，回个消息都要斟酌半晌。

那时候的茅房，大家都去公共的，出于私人用的马桶忒贵了，并且设计得也过分，对着那个镜子，能照出你清晨的麻黄碱味和眼角的笑泪。

那时候的饭，每周才有两顿，且不说顿顿都撑得半死，就是那两顿，也是外卖打包来吃，不仅贵得吓人，并且味道像被撒了盐，为了那点咸分，我们拼了命地抽烟，把肺烧得通红，只为换口香。 那时候的文艺，真得认真琢磨一下，不是那种台上林黛玉哭得梨花带雨，而是真正能把人拉进灵魂深处的东西。

那时候的诗，是装在信封里的，要寄到挺远挺远的地方，只为了等一个人读到，那一刻，工夫就是静止的。

那时候的歌，是磁带里循环播放的，哪怕歌词全是重复，只要旋律对，就能把人哄到天亮。

那时候的友情，是见面就掐着彼此的手孔，然后说“赶明儿再也不聚了”，实际上心里想着的是“要是再也见不到如何办”。

那时候的我们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在时光里挣扎，为了在洪流里逆流，哪怕跌得遍体鳞伤，也要在倒在泥坑里时，把手里的东西摔得粉碎，以此证明还有心跳。 那时候的夏天，是从油麦菜和烤红薯启动的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，把床头那个被晒得发黑的油麦菜掀开，一股孜然和酱料混合的香气飘出来，那是整个城市的夏天，也是整个夏天。

那时候，我们总认定日子挺长，长到能够等一个来日方长，长到能够把“目前”当成“一辈子”。但我们并没有，出于日子是按月份走的，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，每一天都像日历上那一行字，清楚，明确，不容置疑。

那时候的人，总当作工夫会停在某个瞬间，比如毕业那天，比如某个雨夜，比如某个电影里的情节。但事实是，工夫往前冲，像一条一辈子流不尽的河，把你往更深处推，往更远的地方带。你记得吗？六十年代的“青春”，实际上只是七十年代人寄给那会儿的信，而七十年代的“未来”，就是目前。 后来回想起来，那种“酸爽”，那种“无奈”，那种“深情”，实际上都是一种本能。在那时，我们拼命地活着，不是为了啥宏大的理想，而是为了在这个节奏不定的世界里，给自己找点理由，好让自己不那么悲伤。我们不懂啥是“成熟”，只认定“成熟”就是像那个年代一样，头发早白了，脾气早热了，心早凉了。我们当作，只要还在这条街上走着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就启动懂了。 实际上，我们生于七十年代，不是出于那个年代有多好，而是出于我们不得不在那儿过。

那时候的我们，连做梦都被闹钟吵醒，连梦里的日子都挤满了闹钟声和耳机的杂音。

那时候的爱，是两个人互相折磨，然后互相原谅；那时候的恨，是两个人一起骂街，然后一起宁静下来。

那时候的“奋斗”，不是靠脑袋，是靠命。你记得那个年代的广告吗？那种红得刺眼的塑料包装，上面印着“幸福就是每天多赚两块钱”的标语，听起来挺理直气壮，实际上底下全是坑，全是让你为了那个两块钱，把命都搭进去的算盘。

那时候的人，确实有点傻，但傻得挺可爱，傻得让人心疼。 如今，我们站在七十年后，回望那个年代，才发现那个年代实际上并没有远去。它只是被我们活成了某种特定的质感，被我们活成了某种特定的节奏，被我们活成了某种特定的“骨相”。

那种酸爽，还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；那种无奈，还扎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当作那是上个世纪的遗风，实际上那是我们自己的呼吸。 目前，我们依然会为了几块钱的套餐费纠结半天，依然会在深夜里对着手机屏幕发呆，依然会在某个雨天把钥匙忘在车里，出于那种感觉，忒熟悉了，忒像七十年代了。我们生在这世上，大约就是为了让这个不完美的时代，略微好看一点点。

毕竟，在那样一个没有那么多滤镜、没有那么多完美关系、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的年代里，我们活得忒真，忒粗糙，忒纯粹，却又忒孤独。 故此，当我们再提起七十年代的时候，不应当带着一种“怀念”的滤镜去美化那个年代。出于它留下的那些伤痕，那些没能变成故事的遗憾，那些在时光里被磨平棱角却依然锋利的记忆，都是确实。它真得触手可及，真得让人不敢轻易信任，但又真得像影子的影子。我们生于七十年代，就是要在这样的光影里，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，哪怕微弱，哪怕摇曳，也要在别人的记忆里，留下一个清楚、独特、绝不雷同的坐标。

毕竟，我们要过的是这七十年，不是任何虚构的年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