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大侦探的剧本，实际上就是把那个风雨飘摇的旧时代，拍成了无数人都不敢直视的活页本。它不像那些正剧那样四平八稳，倒像是一杯刚兑好的老酒，烈、涩，还带着点刺鼻的酒精味，让人喝下去直想吐，却又忍不住咽下去。编剧想让大伙儿看看，在那个连红绿灯都还没装上的年代，一群瞎子是如何把命给攥在手里的。 故事启动的时候，仿佛啥都没形成过。上海租界里那棵老梧桐，树叶还是绿的，只是间或一阵大风吹过，叶子就啪嗒啪嗒地掉，像是哪位的心在疼。

那天下午，雨刚下透，空气里全是硫磺味。男主乔生，是个被家族逼到悬崖边的穷小子，手里只有把把锈迹斑斑的洋铁皮枪。他为了家里那间漏风的瓦房，不得不去当个侦探，这行当在当时简直是个笑话。侦探？那不就是个拿着望远镜的看门狗吗？只要有钱，哪位都能当侦探；没钱，哪位都不屑一顾。 可乔生不一样，他是个“鬼才”。别人讲案情，他讲连理柱；别人查证据，他查天气；别人要警察，他要手枪。

那时候的警察，大多像他一样，拿着卫队镜，戴着半明半暗的眼镜，对复杂的案情看得云里雾里。乔生偏偏不如此看。别的侦探怕费事，怕动刀，乔生不怕。他第一个想到的办法，是把人架在火上烤。

只要把人架在火里，不管他是冤是错，一烧就完事了。

起初大家笑他疯，认定他沾了放火放的药。可确实烧起来的时候，火苗窜得比想象中还高，连隔壁老保姆的棺材都烧着了。乔生站在火苗里，看着人一个个噼里啪啦地倒下，他才突然明白了，在这个时代，有些东西比命更重，那就是人心。 案情越闹越大，乔生的枪法也没了准头，那是出于忒怕了。他怕被枪杀，怕被人绑架，怕自己的名字出目前报纸上。

那时候的报纸，全是投掷暗机的，比他还死。连个不起眼的卖报小贩，要是能挂上一篇歪歪扭扭的广告，十个人能给他倒上几十斤大酒。乔生为了个死去的恋人，为了那个一辈子也赎不回来的钱，在深夜里把持书店的卷帘门拆掉了，说是要去远方找找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拆掉了卷帘门的地方，藏着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秘密，更是整个民国那群疯子、傻子和可怜人的生存方式。 有个叫李昂的人，是乔生最肚子里的蛔虫。李昂是个侦探，是个疯子，也是个疯子。他拿着望远镜看案情，看得眼都花了，却偏偏能算出那匹公狼跑到了哪儿。他说：“乔生，你算不出来，你只敢赌一把。”赌一把啥？赌那匹公狼会不会回头。赌那匹公狼会不会为了抢回乔生的钱，把自己再烧一遍？赌那个时代，人心真能像赌鬼一样，赌赢了就变好人，赌输了就变魔鬼。 实际上不然。李昂的疯，是出于他忒清楚，在这个时代，疯 dại是唯一的出路。别人当作他是疯，直到他确实把全上海的罪恶都烧了，直到他真正理解了只有烧掉那些罪恶，才能活命。李昂最终没死，他是被救出来的。救他的那个人，是个叫阿顺的流浪汉，一个连学历都没有、只会用捡来的破布条糊脸的人。阿顺说：“乔生，你烧对了，但烧错了地方。你烧掉了罪恶，却没烧掉人心。人心这东西，比金子还硬，比火还烈，烧也烧不着。”这话听着有些玄，但在当时，这简直是一句真话。 后来，乔生去了美国。

听说那里挺美，房子挺大，人大量。但他最终没去过。美国忒干净利落了，干净利落得不像话。

那里没有那个时代的血腥味，没有那种让人魂飞魄散的紧张感。乔生回到上海的时候，城市比那会儿繁华十倍，高楼大厦遮天蔽日，可那种繁华背后，却是无数人为了生计而互相残杀。乔生坐在高楼的铁窗边，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心里直发慌。他明白，他烧的只是那座城，他没烧掉的是所有人的心。 最大的讽刺在于，乔生终于成了那个时代的传说。人们会把他供奉起来，把他当作那个时代的英雄。可又有多少人知道，他实际上是个连个人都救不活的疯子？他救的只是那一个被烧掉的尸体，救不了整个民国。

有人说，那是历史的必然。

有人说，那是时代的无奈。但李昂说，这不是必然也不是无奈，这是人。是人在那个时代，为了活命，不得不做的一切。 最终，乔生老了，头发全白了。

那根曾经用来烧人的洋铁皮枪，在他手里，成了个摆设。他坐在那张漏风的瓦房里，手里拿着一把旧茶叶，看着窗外。窗外，雨还在下，树叶还是绿的。时光在这里打了个结，打得挺紧，勒得人心慌。 民国大侦探的故事，实际上就是讲一个关于“疯”与“疯”的故事。李昂是第一个疯，乔生是最终一个疯。他们疯的名字，就是那个时代。他们疯了一辈子，最终都成了那个时代的墓碑。

这墓碑上，刻着两个字：民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