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玉茹的母亲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柳玉茹奶奶，在经历了那个离奇的“死神之吻”事件后，并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在霓虹灯下跳起华尔兹，也没有在医务室里被拍成一张完美的照片。她走得挺慢，像是一口枯井里的水，慢慢没下去。

那晚的医院里，那台断了电的标本柜，就像是悬在头顶的鬼火，照着她那双被吓得通红的眼窝。医生第二天要签名，名字是她亲笔的，可那墨迹重得像是人在滴血，笔杆都累得弯曲了，像是在跟这具身体骨头里的骨头作对。她老人家最终走了，那天晚上没睡好，腿脚像灌了铅似的，每走一步都得扶着墙壁，可是人心里是凉的，凉得像块被冰镇过的铁板，攥着那幅画都不敢动一动。 那幅画叫《柳氏别院》，画的是她四十年前在江南水乡卖花时，柳树下的一棵老梅树。

那时候她年轻，穿着烂布衫，手里拿着大塑料壶去挑“野白菜”，把那些叶子摘下来，对着月亮像过年一样把岸边的石头全都磕得稀碎。画里她笑得特别豁亮，眼眯成两条缝，对着那棵树说：“这树，我也爱。”可哪位懂啊，那时候她心里实际上只有那棵梅树，只有那棵梅树长得最好看，只有那棵梅树有肉。画里她穿着大红衣裳，站在树下，身后是黑漆漆的柳树林，那是她唯一的慰藉。

那晚醒来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心里头空落落的，像是哪位把她的针线绷断了一样。 后来她住进了那个不起眼的二级乙等医院，医生说是为了救急才让的，可哪位愿意把那个老骨头再送回去给柳树看呢？那时候的她，瘦得只剩下一根肋骨，讲话带着颤音，能把床板都震出火星子。她最怕人喊她“柳婆婆”要么“柳妈妈”，认定那是给自己起了个重名，像是把自己弄混了。她喜爱跟隔壁病房讲话，一聊就是三个小时，聊得那病人眼泪糊眼，就连能聊到半夜。她讲起自己小时候的事，讲起做女红时给弟弟缝的那个破袜子，讲起卖花时那种被风吹得直打摆子的日子，声音里带着那种说不出的委屈和委屈。可有时候，话讲得多了，她自己就晕头转向，像是被扯到一半的毛巾，如何也拽不干净利落。 那幅画一直挂在她床头，画框是木头的，边角都磨没了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她第一件事就是摸一下画框，那力道大得吓人，手都捏红了，可心里还是认定这画能挡得住啥。

有时候半夜起来看，想伸手去擦眼泪，指尖却止不住地发抖，分不清那是委屈还是别的啥。她后来还在梦里出现过几次，都是躺在病床上，手里拿着那幅画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傻笑，嘴里念叨着“这树真好看，这树真好看”。可醒来后，那种画面感又仿佛消亡了，只剩下那句没说完的话：“这树……我也爱。” 后来她走了，走得挺安详，走得像那棵梅树一样，在风里站了一整天，最终连根都没带出来。殡仪馆那帮人忙着收尸体，忙着擦手，忙着问家属要啥忌口，可唯独没见着那幅画。家属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幅画，直到画框被擦得发亮，连个灰尘都没剩下。风一吹，画框晃了两下，那是它最终的声音。柳玉茹奶奶走的时候，手里捏着那幅画，嘴角还挂着笑，笑得跟那棵老梅树似的，笑得让人心里软乎乎的。她走得慢，走得让人心疼，就连让人想哭。

那种怕她走，怕她回来，又怕她忘了自己、怕自己忘了她的感觉，像潮水一样把心海淹没。 她这一生，最大的梦想就是那一棵树，最大的快乐就是那一幅画。她走得那么安详，就像那棵梅树在风里站了那么久，站得那样有尊严，站得那样让人想一辈子都记住。

那晚的医院，那台断掉的标本柜，还有她手里那幅没擦净的画，都成了她生命里最沉甸甸、也最温柔的一块。她不算高寿，活不过六十，活得像个孩子，活得像个老女人。她走了，把一切都留在了她的梦里，也把她的爱，留在了那棵老梅树身下的柳树下。